昨天(14日)，云南宣威又曝出令人震惊的高考作弊内幕：高科技作弊成风，40名高二尖子生在学校安排下替考。记者采访教育部门，得到了坚决否认的答复。
虽然事件尚未最后调查清楚，但高考作弊频发已是不可否认的事实。高考前，各地都声称筑起了严密的防范体系，包括各种高科技反作弊设备，然而，事实证明，只从技术层面上采取防范措施，而不重视人的因素，密不透风的防范体系也会訇然洞开。
利益共同体形成导致内部失守
违法成本低让作弊者铤而走险
昨天(14日)，云南当地媒体报道：曲靖市宣威市(县级市)今年参加高考的1万多名学生中，几乎有40%以上的人作弊，而监管老师对此几乎不管。记者就此事向相关管理部门求证。云南省教育厅的答复是“正在调查”，曲靖市教育局坚决否认，称此事纯属“子虚乌有”。
当地媒体报道说，每年高考期间，宣威的许多考生都会采取不同手段作弊，但均未引起相关部门的高度重视。今年作弊之风尤甚，学校领导与老师、家长早在一个月前就私下共同筹划此事。大部分考生在考试前将微型耳机放入耳朵里，考试时有人通过设备把答案告诉考生。也有直接雇用“枪手”的，考试结束以后，“枪手”根据答题正确率要求考生付给500至2万元不等的“辛苦费”。
据一位知情人透露，在此次高考中，宣威七中共有40名高二的尖子生顶替高三学生考试。不愿参加替考的学生被威胁说“不准他们参加明年的高考”。当地媒体调查得知，宣威的10所中学，大部分学生都作弊，而监管老师几乎不管。
一些学生反映，老师不管他们作弊、不管替考，是因为学校希望学生为自己的学校争光。同时，发现一个学生作弊，监考老师就要写2万字的报告，所以老师也怕麻烦，干脆不管。
就媒体报道的这一情况，记者电话采访了云南省教育厅招生办。一位工作人员告诉记者，他们早已知道这一情况，今天教育厅已组成调查组到宣威调查此事。
记者又电话采访了曲靖市教育局。办公室一位姓李的工作人员很干脆地回答，媒体报道和网上反映的情况纯属子虚乌有。省招办接到过举报，还派人下来调查过而且已经处理完毕。接到的举报和处理的事情都不像网上说的那样，省招办处理的也不是违纪方面的事情。“我们曲靖市上午召开紧急会议，准备对这些信息的来源进行责任追究。曲靖市的考生每年都很多，考风一向都很好的，升学率也很高。媒体这样做是对我们城市形象的损害。”
值得一提的是，本报5月28日曾以《云南作弊工具号称反探测》为题报道了昆明市一些不法商贩公开兜售一种具有很强的“反屏蔽、反探测”功能的“高技术考试作弊设备”。当时记者也曾采访过云南省教育厅，一位工作人员回答说，“这些工具都是骗人的，不起什么作用”。而据当地的媒体调查，这种设备在这次宣威高考作弊中派上了用场。(记者储皖中)
内部失守洞穿反作弊体系
随着今年高考大幕落下，种种高考作弊现象也开始显山露水：河南郸城曝出替考惊天内幕，山东有287名考生因作弊被查处，新疆额敏县破获一起高科技高考舞弊案件……
实际上，为防范作弊，今年各地考场都加强了电子监控，配置了高科技反作弊设备，对监考老师进行了培训，还采取了建立诚信档案等措施。可让人遗憾的是，看似铜墙铁壁的防范体系，仍然没有阻挡住高考作弊的发生。
那么，漏洞在哪里呢？
此次河南郸城曝出的高考作弊内幕并不复杂———替考方买通当地高招办，临时办个准考证；或是将准考证上的考生照片临时换成替考者的照片，然后买通监考老师实现替考。
耐人寻味的是，去年发生在陕西洋县的高考替考事件，也是由相关学校和老师一手操作，方法如出一辙。
有关人士提炼出这些作弊事件的三个关键点：
一是学校，从报名到领取准考证都逃不过学校这一关，替考生和考生是不是一个人，学校最清楚。
二是负责审核考生资格的当地教育行政部门，如果不是考生的人却拿到了准考证，教育行政部门难辞其咎。
三是监考人员，这是最后一关。在一些高考作弊事件中，监管老师出于多种原因对作弊行为视而不见，也就是说，监考这道关口也形同虚设了。
这些高考作弊现象大抵可归为相关部门的内部失守。事实上，高考在某种程度上已经让考生、家长与学校形成了“利益共同体”———成绩上去了，考生如愿了，学校升学率提高了，学校可以在办学资源方面获得更多利益。利益各方心照不宣，或默认，或纵容。
可以说，只从技术层面上采取防范措施，而不重视人的因素，会使得貌似密不透风的防范体系訇然洞开。
如何根治高考舞弊现象？许多人把目光投向了已进入到立法阶段的考试法，寄希望于这部法律能对高考作弊起到有效的遏制作用。
但我们在期待考试法出台的同时，也必须考虑这样一个问题：法律虽然可以直接规范人的行为，但它对人的行为影响并不是直接的。因为虽然存在制度的具体规定，但最终做出选择的还是人自身。这种选择既有可能是遵循法律，也有可能是违反法律、规避法律。
法律实现其功能的关键在于其引导力。法律的引导力是指法律通过改变人的成本———收益结构而使其得到遵循的能力。如果使人遵循法律的收益要小于不遵循法律的收益，则不遵循法律会成为一些人的选择。在频发的高考作弊案中，正是因为比较了成本和收益，一些考生才选择了作弊，而一些把关者则选择了默认和纵容。
因此，我们必须考虑，应该使绝大多数人的守法收益大于违法收益，从而使制度得到遵循。我们期待，考试法出台后，能以良好的引导力，带领高考跳出作弊的泥潭。(天籁)
责编：王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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