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时间为：2020-07-07
对于今天踏入高考考场的每一个学子来说，今年注定是不平凡的一年。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教育部宣布2020年高考延期一个月举行，这也是时隔17年后，高考时间重回7月；而今年更是恢复高考以来报考人数最多的一年——1071万。
面对前方未知，这个史无前例的超长版假期凝聚了无数学子的奋斗与期待，社会各界更是全力以赴确保高考正常运行。
不只是这一年，为了让学子们能够乘风破浪、开启美好的未来，恢复高考43年以来，一直有很多人在背后默默守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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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次十分“大胆”的发言
那年，刚从部队复员两个月在河南乡镇中学当老师的刘震云，信心满满地走进考场；遥远的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当了8年知青的王毅因25岁的“高龄”，差点与这场考试错过；同样因为年龄险些与高考失之交臂的还有彼时已经32岁的长沙人易中天……
70年代末，570万年龄分布广泛、经历悬殊的考生，在一场录取率不到5％的考试中相遇，然后四散在各行各业中发光发热。
刘震云以河南文科状元的身份，来到未名湖畔，后来获得了茅盾文学奖，他的第一篇小说《塔铺》，正是结合了自己的高考经历写的；易中天考取武汉大学中文系中国古代文学专业研究生，成了家喻户晓的作家与学者；至于“高龄”知青王毅，进入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深造后，如今在中国的外交舞台上早已成为霸气与果敢的代名词……
张艺谋也是恢复高考后的第一批大学生，但他并不是“考”上的，而是破格录取。1978年，张艺谋28岁，早已超过22岁的高考报名年龄上限。为了能上大学，他直接带着自己的影集前往北京电影学院。他曾在采访中说，“1982年，我从学校毕业，被分配到广西电影制片厂。这时候，我的人生才再次开始。回想起来，如果没有高考，很难说会有现在的一切。”
1978年春，北京大学迎来恢复高考后录取的第一批新生。清华大学1977级的学生在课堂上。改变他们命运的，是一次发言，出自当时一位籍籍无名的武汉大学副教授。
1977年8月4日，刚刚恢复工作不到一个月的邓小平，主持召开“科学和教育工作座谈会”，时年52岁的武汉大学化学系副教授查全性就是参会者之一，此前他对会议内容一无所知。
会上他提出了自己的建议：招生是保证大学质量的第一关。当前新生质量没有保证，原因之一是中小学教学质量不高，二是招生制度有问题，主要矛盾还是招生制度。现行招生制度的弊端首先是埋没人才，一些热爱科学、热爱文化、有前途的青年选不上来，一些不想读书、文化程度又不高的人反而占据了招生名额。
这样的发言在当时十分“大胆”，因为1977年的高校招生方案已经形成，依然沿用“自愿报名，群众推荐，领导批准，学校复审”十六字方针。
邓小平问坐在身边的教育部部长刘西尧：今年就恢复高考还来得及吗？在得到刘西尧确切的答复后，邓小平当机立断：“既然今年还有时间，那就坚决改嘛！把原来写的招生报告收回来，根据大家的意见重写。这涉及到几百万人的问題。今年开始就改，不要等了！”
这样的当机立断，彻底改变了历史。
仅有4页1200字的《科教工作座谈会简报》，记载了查全性向邓小平大胆谏言、改变中国万千高考学子命运的这次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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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浪潮翻涌，一路护航
1977年10月，国务院批转了教育部根据邓小平指示制定的《关于1977年高等学校招生工作的意见》。文件规定：废除推荐制度，恢复文化考试，择优录取。10月21日，《人民日报》头版头条发表《高等学校招生进行重大改革》，宣布恢复高考。
由于参考人数众多，甚至出现了没有足够的纸张印刷考卷的情况。当年担任山东省招生办公室副主任的胡家俊回忆，试卷要用60克的书写纸，需要几十吨；装试卷的纸袋，要用100克以上含木浆的牛皮纸，需要十几吨。这些市场上根本买不到，是省里专门特批的纸张。为了让考生顺利考试，中央决定优先满足高考试卷用纸，暂时搁置印刷《毛泽东选集》的计划。
1978年春天，27.3万名第一届大学生踏入了大学校园。同年3月，教育部、国家计委又决定扩大1977年的高等学校招生名额，北京23所院校增加招收2400多名新生。
梅长青（前排左二）1979年5月与同学在大学校园图书馆前的合影照片。今年58岁的梅长青是湖北省秭归县人民医院普外科的一名主任医师，也是我国恢复高考制度后湖北省秭归县首批参加高考的考生。高考恢复后，改革浪潮势不可挡——
2001年，取消高考考生年龄和婚姻状况限制；
2003年，夏季高考时间由7月提前到6月，安排在每年6月7、8、9日；
2007年，教育部直属6所师范大学实行师范生免费教育；
2012年，面向贫困地区实施国家扶贫定向招生计划；
2014年，28个省份开始解决随迁子女在当地参加高考问题；
2015年，对残疾人参加高考提供平等机会和合理便利做出明确规定……
2002年7月8日下午，北京市举行高考英语听力测试，即将参加高考的王俊由父亲陪同在考场外提前感受听力考试气氛。在高考考试科目的设置上，从早期的理科7门、文科6门，到1999年的“3＋X”，再到2017年在上海、浙江试行的“3＋3”，不断推陈出新；大学录取形式也更为多样，除了熟知的普通高考之外，上海还实行了春季高考，还有各种扶贫计划、特殊计划等等，都把追求公平放在首位。
2003年5月22日，北京四中的一位老师在学校入口处为返校的高三学生测量体温。北京市各中学高三学生这天起复课，准备6月初举行的全国高考。2017年是新高考改革落地元年，以上海、浙江为代表推进的改革试点积极探索完善“分类考试、综合评价、多元录取”的招考方式，健全“促进公平、科学选才、监督有力”的体制机制，为“不拘一格选人才”奠定了更为坚实的基础。
今年年初，教育部发文表示从2020年开始，将不会再组织开展高校的自主招生工作，而是在部分高校考虑选拔培养具有优秀的综合素质和学科素养的学生，以满足国家的战略需求，这进一步促进了中国教育制度的公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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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平，关乎每个人的希望
作为国家人才选拔和评价的最重要渠道，作为社会最重要的上升通道，高考重建了公平与公正的选拔制度，很多人的人生轨迹因此而改变。
2018年4月12日，广西融水苗族自治县中学一名高三学生抱着备考资料走进教室。每一个经历过高考的学子，可能一辈子都难以忘怀这段经历：日日起早贪黑，头悬梁锥刺股，挑灯夜战。只因高考，承载着太多改变命运的希望。
尤其对于寒门学子来说，高考是帮助他们摆脱贫困的“敲门砖”，他们也并不是孤军奋战，从家庭到学校，乃至整个社会，都全力以赴为其“保驾护航”。结果终将证明，所有付出心血的努力都不会被辜负。
2017年6月5日，载着600余名考生的K5161次“高考专列”从内蒙古自治区鄂伦春自治旗大杨树镇驶出，赶往130多公里以外的鄂伦春自治旗阿里河镇，参加2017年全国高考。张桂梅就是寒门学子守护者中的一员。她坚守滇西贫困地区40多年，矢志不渝，克服种种困难，努力阻断贫困代际传递，建成针对贫困山区家庭困难女孩的全国第一所全免费女子高中。
女孩受教育参加高考有多重要？“如果她有文化，她会把孩子丢掉？我的初衷就是解决低素质母亲和低素质孩子的恶性循环。”因为要求严格，她被学生们起了许多外号：“魔鬼”“周扒皮”，半夜鸡叫……但这并不妨碍张桂梅对寒门学子的爱。
我想改变三代人！这是她振聋发聩的呼声。建校至今，已经有1645名大山里的女孩走进大学。
做出同样举动的，还有四川凉山州的彝族乡村教师阿苏英雄。她花光自己的积蓄创办了晨光小学，改变了当地女孩不能读书的困境。她说：“大凉山彝族的小女孩能够读上书，不是像我当年的姐妹一样过早地嫁人或者开始另外一种生活，这就是我最初办学的想法。”从她的学校走出的第一届26个学生，有3个考上了大学。
刘洪强是云南大理民族中学“宏志班”2013年的高考生。父母没有耕地，靠拾荒为生。如果高中读的不是“宏志班”，免除了学杂费，补助了生活费，也许他早就辍学外出打工了。高考时，刘洪强以579分的成绩，考上武汉理工大学汽车工程学院。毕业后，成为浙江某汽车公司宁波杭州湾制造基地的一名员工。刘洪强希望撕掉自己身上的“贫困”标签，那是他的过去，却不能代表未来。他下一步的梦想，是成为底盘SQE（供应商质量工程师）管理层，努力让自己父母也过上富裕的生活。
作为社会公平的守护机制，高考不仅仅是人才选拔制度，它还是国家的一个整体设计。高考公平不仅关系到如今1000多万名考生的前途命运，也关系到1000多万个家庭的希望与幸福，关系到社会正义与国家教育形象。
2017年6月7日，在山东省济南中学高考考点，一名济南市无线电管理办公室的工作人员使用便携式电磁监测设备对考点进行监测。然而，总有一些人想方设法钻空子，破坏高考规则，比如运用舞弊手段为自主招生加分、通过高考移民获取考分优势、利用国际学生的身份轻松上国内名牌高校等等，严重扰乱了正常的考试招生秩序，造成了极大的不公平。为此，教育部最近几个月重拳出击，采取有力措施堵住了这些漏洞，大快人心！
还有近日曝光的冒名顶替上大学事件，有关部门第一时间成立专项联合调查组，足见对此事的重视。教育部随后发文明确四个“最严”——以最严格的措施，加强考试防疫；以最严厉的手段，确保考试安全；以最严谨的态度，优化考试服务；以最严密的程序，保障招生公平，旗帜鲜明，直达人心。
确保高考公平的最后一道关口，必须把严把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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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全社会的仪式感
伴随着我国高等教育规模不断扩大，即将进入普及化阶段，高考录取率也在不断上升，如今，80%以上的学生都可以进入大学校园，继续深造。
事关千家万户的高考，不单单是考生、家长的大事，为高考做好周全准备、保障高考顺利进行，也是关系全民获得感和幸福感的民生举措。每年高考来临，想想社会各界能为高考做些什么，体会高考对于社会发展的独特意义，正是高考应有的仪式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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