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时间为:2022-05-21
云南民族大学毕业的伊南恩,工作后资助四川省广元市青川县观音店乡的杨婷婷上学;云南大学毕业的晏妮,工作后资助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昭觉县普诗村的阿西阿加、阿西石呷上学;重庆大学毕业的赖富强,工作后资助四川省绵阳市三台县的曾贞上学……什么叫“爱出者爱返”?军事科学院驻四川某部官兵从这些受助学生的一封封来信中找到答案,对助学兴教的意义也有了更深一层理解。
救灾与脱贫有了盼头
“帐篷学校”的见证
启示一:帮扶,就要摸清群众需要什么
2008年5月12日发生的汶川特大地震,让川西北伤痕累累。其中,北川羌族自治县受灾尤为严重,境内71所中小学校园垮塌,5600名中小学生分散安置在临时受灾群众救助点。
“尽快让孩子们有学上,就是对灾区恢复重建最大的支持。”军事科学院驻四川某部在积极开展自救的同时,立即联系当地教育部门,主动请缨为灾区中小学搭建临时“帐篷学校”。
5月20日晚,该部180名博士、硕士与战士们立即行动,紧急搭建80顶帐篷。5月21日,震后第9天,“帐篷学校”开学,北川县430名师生成为灾区第一批复课的师生。一时间,中外媒体纷纷予以关注。
至今,在该部一处训练场旁,仍矗立着一块写有“八一帐篷学校(旧址)”的纪念碑,它无声地讲述14年前那段刻骨铭心的往事。
不只是救灾,与乡亲们一起向贫困宣战,该部也在默默做着助学兴教的工作——官兵们把这叫作“育人育心、浇树浇根”。
“穷”就像绳索上的一个死结,长久以来缠绕着川西北山区。官兵们深知,打开山区的发展之门,只有教育才是管根本、管长远的。
上个世纪90年代初,该部党委专门下发《关于认真组织开展“1+1”结对助学活动的通知》,并与北川羌族自治县青片小学率先结成助学对子。30多年来,助学兴教的行动不断线,当地通口小学、小坝小学、禹里小学、永安小学等学校相继受益。
“以前小娃娃上不上学无所谓,反正大一点就跟着大人出门打工。现在不一样了,哪家有娃娃该上学了,部队的同志比我们都清楚!”曾担任“帐篷学校”副校长的李江感慨地说。
党的十八大以来,该部坚持扶贫与扶智并重,在定点帮扶的北川羌族自治县擂鼓镇郭牛村,官兵们在抓好产业帮扶、就业帮扶的同时,启动实施一系列文教帮扶计划。2018年6月,郭牛村通过国家验收,顺利脱贫“摘帽”。
产业扶贫强“筋”,智力扶贫壮“骨”。官兵们的努力,让更多的“郭牛村”文化教育面貌焕然一新。
30年接力帮扶不松劲
“科普讲堂”的魅力
启示二:帮扶,就要弄清自己擅长什么
他是一位从山沟里走出来的青年科技干部,因为拥有博士学位和不便透露姓名的工作性质,受助中小学师生们都喜欢称呼他“易博士”。
通往成都市金堂县福兴镇小学蜿蜒曲折的山路,一头伸向大山深处,一头连着外面的世界。从2017年开始,易博士每年都要在这条山路上来回奔波。作为福兴镇小学走出的唯一一名博士,每次回忆起这个当初只有几间教室的母校,他总是感慨万千。
易博士博士毕业后,相继拿出20多万元积蓄,为这所乡村小学添置教学设备、购买教学书籍。他思考最多的是,如何让山里娃为志向而读书?
2018年5月,易博士主动联系中国航空学会,一场别开生面的“航空筑梦·国防育人”科普活动走进福兴镇、金龙镇和赵家镇等5所乡村小学。山里娃对航空知识科普讲座、航模制作、微型飞行器表演和火箭发射的浓厚兴趣,让专家们大吃一惊,大家由此也更理解了易博士的良苦用心。
该部拥有一大批像易博士一样的优秀科技人才。在部队党委统一部署下,科技干部们发挥自身优势,走进山区学校送教送学,在山里娃幼小的心灵种下科技的种子。
该部机关干部李娴负责北川羌族自治县通口镇小学结对助学工作,她连续4年与战友们定期为山里娃开设“科普讲堂”,从“十万个为什么”到“量子力学”再到“宇宙奥秘”,每一课都讲得通俗易懂,师生们听得津津有味,有时还会邀请部分学生家长一起听讲。
“新年快乐!”那几年,逢年过节,该部某基层单位的官兵总会收到一份来自绵阳市三台县山区的祝福。发信人叫罗玲,因家境贫困,常年跟着舅舅生活。从2010年起,官兵开始集体资助并跟踪辅导她的学业。2014年,罗玲参加高考后,被四川大学自动化专业录取。大学毕业,她又考取中国科学院的硕士研究生。去年,取得硕士学位的罗玲进入上海市一家高科技企业工作。
30年间,在一茬茬官兵接力帮扶下,已经有数十名山里娃相继走出大山,成为经济社会发展和国防建设的栋梁之才。
助学队伍越走越长
“红军树”下的传奇
启示三:帮扶,还要看清国家倡导什么
盛夏时节,骄阳似火。2021年8月,接到北京师范大学入学通知书的贫困家庭学生胡海燕,与母亲一人提着一只大公鸡,从绵阳市平武县的大山里先乘摩的、再换汽车,急匆匆赶到军事科学院某部。在那里,母女俩见到了坚持6年的资助人、该部干部曹战胜。
6年前,刚上初一的胡海燕因父亲去世、家庭贫困而面临辍学。得知情况,曹战胜主动伸出援手,为她提供学费、生活费。
“叔叔,我的成绩598分,加上偏远山区少数民族加分,一共648分。”胡海燕成绩出来的当晚,几百公里外的曹战胜终于放下了心。他坦言:“正是这6年资助,让我更懂得了山区群众所思所盼,更清楚了国家倡导什么。”
在大凉山腹地、凉山彝族自治州冕宁县彝海村,一棵名为“红军树”的百年棠梨树矗立挺拔,一口名为“结盟泉”的泉水汩汩而出。
1935年,中央红军先遣队司令员刘伯承与彝族果基首领小叶丹在彝海边歃血为盟,留下了一段我军与少数民族群众鱼水情深的历史佳话。如今,这段佳话正以助学兴教的形式续写新的传奇。
8年来,该部干部刘建宏每年都利用休假的机会深入大凉山,为家庭困难的孩子捐赠助学金。2018年7月走访凉山彝族自治州喜德县中学时,一个瘦弱的小女孩突然跑到他面前:“刘叔叔,您帮帮我吧,阿爸不打算让我上学了!”
小女孩名叫阿西平莫,父母计划让她辍学,打工补贴家用。刘建宏两次到阿西平莫家走访,还协调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工作人员一起登门,终于说服阿西平莫的父母,使她得以继续上学。
因为助学的缘故,西昌市安哈镇受助学生左安琼每取得一点成绩,都会和资助人、该部职员干部柳捷。
多年来,从新调入的青年干部到调离本单位的老领导,从现役军人到职员干部,从在职党委常委到退休多年的老干部,该部助学的队伍越走越长。他们“一对一”“一对多”“多对一”资助,相继捐资220余万元,帮助74名学生考上大学,走出大山,成功圆梦。
亲历者说
解放军和我“结亲”
罗玲
作家柳青说过:“人生的道路虽然漫长,但紧要处常常只有几步。”我很幸运,在人生最关键的时段,一群胸怀大爱的解放军叔叔阿姨给我以疼爱呵护。
我出生在川西北大山深处一个叫高堰乡的地方,曾经是一名留守儿童,因为家庭原因,常年住在舅舅家。11岁时,我开始跟着母亲一起生活。母亲学历不高,又缺少一技之长,只能靠打工挣钱来养育我。母亲身体欠佳,我们母女二人生活常常入不敷出。
2010年我上初三了,尽管做梦都想读书考大学,可望着家里的窘境,我开始踌躇了。就在这时候,通过爱心机构和学校老师的推荐,驻地解放军叔叔阿姨与我“结亲”助学。
从那以后,每个月我都会准时收到叔叔阿姨资助的生活费,每个学期他们都会主动为我提供学杂费。高二的时候母亲病重,家里负债累累,如果不是解放军叔叔阿姨无私帮助,我很可能无法步入高考考场,更不敢奢望有一天漫步在大学校园。
受资助学生很容易产生学习成绩不好的负疚感、受惠于人的自卑感,叔叔阿姨在给我学业上帮助的同时,很懂我的“小心思”。他们经常利用休息时间与我交流,今天李叔叔,明天薛阿姨,后天刘姐姐,每次联系总是不忘叮嘱:“不要给自己太大压力,尽力了就好!”“我们能给你的帮助很有限,最该感谢的是你舅舅一家。”“困难是暂时的,再坚持几年,等你工作了一切都会好起来。”正是这样一些简单而暖心的话,让我逐渐开朗起来。
2014年夏天,我如愿走进高考考场,在高考志愿填报的关键时期,叔叔阿姨专门把我接到身边,结合我的个人兴趣、家庭情况、未来发展等诸多实际,提供了很有价值的参考意见。
一晃12年,从初中到高中,从高中到大学,从大学到研究生再到毕业参加工作,山里女孩改变命运了!而这一切,离不开亲人解放军的帮助和关爱。
爱出者爱返。今后,我会像解放军叔叔阿姨一样,尽自己绵薄之力,帮更多山里娃改变命运。
(作者系上海某高科技企业职员)
孩子叫我“柳妈妈”
柳捷
我最初接触到贫困山区的学生,是在2000年。那时我刚刚调入政治机关工作,时任政治部吴主任带领我们到北川羌族自治县通口镇小学,与贫困家庭学生结成助学对子。
从那时至今,我所在政治机关换了4任主官,助学兴教的接力棒仍在传递。我和受助学生左安琼的缘分,就是在这期间结下的。
左安琼家原本在雅垄江边的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盐源县巴哲乡巴哲村,海拔3800多米,前几年没水没路没电,更没有手机信号,走出大山需要4个多小时。父母为了她能上个好学校,下山进城打工。安琼学习很刻苦,成绩优秀。资助她以后,我发现她性格内向。书信交流,成了我们之间特有的沟通方式。书信中,她会和我学业成绩、与同学相处的困惑,还有成长中的烦恼。
中考时,安琼以优异成绩考入当地最好的一所高中。得知她上课不敢回答问题,不敢交朋友,我鼓励她放下自卑,用真心交知心朋友。很快,她融入学校团结友爱的氛围之中。
2019年7月25日,我第一次邀请安琼到家中做客。大概感受到我发自内心的疼爱,那一次,她拉住我的手,由衷地叫出“柳妈妈”。
从部队营区到大凉山,乘坐火车要一天时间。我的许多同事每年都利用休假时间,看望放暑假的受助学生,挨家挨户走访,面对面送上助学金和爱心物品。
每次回来,大家还会认真整理建档,帮助更多爱心人士选择资助对象,进行“一对一”长期资助和精准帮扶。在大家努力下,更多“左安琼”们受到真情帮扶,得以健康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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