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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有勇中国共产党党员，植物病理学专家，中国工程院院士，云南农业大学名誉校长，云南省科学技术协会主席，2019年被授予“时代楷模”称号。2015年，60岁的朱有勇赴云南澜沧拉祜族自治县扶贫。他教授当地村民种植技术、开办“院士培训班”，被称为将论文写在大地上的“农民院士”。
2019年，朱有勇在澜沧拉祜族自治县林下三七种植点。受访者供图
【匠心暖心】
我们科研工作者应该把科研成果都写在大地上，虽然难，但是看到满山遍野都是我们的科研成果，心里非常有满足感，特别是看到老乡用我们的成果，一家一家富起来、一村一村富起来，这比方案、论文得奖、得荣誉要高兴得多、满足得多。我老了，也不图什么，就图做点好事，让老乡都富起来，我心里就踏实了。
【匠人故事】
他花甲之年远赴边疆贫困山区，教授当地村民栽培种植技术，帮助他们运用先进的营销手段销售农产品(000061,股吧)；他在全国首创“院士培训班”，近1500名贫困户在这里掌握了一技之长，不仅自己脱贫，还帮助其他村民一起走上致富之路。
他就是“农民院士”——中国工程院院士朱有勇。
2020年是全面打赢脱贫攻坚战收官之年。在这一年，朱有勇有了更多目标，他要让边疆直过民族地区的老乡发展现代化农业、高科技农业、生态农业，在这块资源丰富的土地上赚到更多的钱，过上更富裕的日子。
60岁，远赴边疆贫困县扶贫
1955年，朱有勇出生在云南省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个旧市一个农村家庭。1977年，高考恢复，朱有勇抓住机会，顺利考取了云南农业大学。从大学期间的植物保护到博士的植物病理学，再到参加工作，朱有勇在家乡这片红土地上跟农业打了一辈子交道。
2015年，精准扶贫在全国全面开启，朱有勇所在的中国工程院结对帮扶一个深度贫困县——云南省普洱市澜沧拉祜族自治县。这一年，朱有勇60岁。
当时，中国工程院召开座谈会，参会的有十多名院士，会议主题是研究哪位院士去支持扶贫。会上，朱有勇自告奋勇：“你们谁都别跟我争了，我来干！”
回忆起当时的情景，朱有勇至今不后悔：“对于很多人来说，花甲之年应该退休了，可是去澜沧县扶贫这个事我必须干。在院士群体中，我还是‘年轻人’，怎么能让70多岁的院士去？而且我是云南人，我又是农业学部的院士，农村扶贫主要还是靠农业，所以，我应该去，也必须去。”
进山的路对花甲老人来说并不轻松。澜沧距离昆明有700公里，开车前往很辛苦。云南山区路况不好，很多都是盘山路，尤其到了雨季，开车进山更加不易。但是，这些在朱有勇看来却不算什么，回忆起来也只是哈哈一笑。在他的信念里，让大山里的老百姓(603883,股吧)过上富裕的日子比什么都重要。
2017年5月，澜沧景迈机场通航，朱有勇下乡终于能坐上飞机了。从机场通航到现在，朱有勇至少坐了180次飞机。
澜沧农村的生活比较艰苦，停水、断电时有发生。“我也是60多岁的人了，不得不注意自己的健康情况，所以我每天都在村子里跑步，身体没问题，家人的担心也能少一些。”
半年，学会拉祜族基本用语
公开资料显示，当年澜沧拉祜族自治县贫困人口16.67万人，贫困发生率高达41%，是云南决战脱贫攻坚的主战场之一。该县有很多山区，生活在大山里的村民让朱有勇更揪心：当时农民还没搬迁，房屋是茅草房，外墙是用竹子做的，山风很容易就从缝隙钻进屋子。屋里的火塘上支着口做饭锅，几袋玉米、几床棉絮，就是一家人的全部家当。
“看到这样的情景我流泪了。我也出生在农村，那会儿都没这么穷，过了50年，这里还这么贫困，我感到非常内疚、自责。”朱有勇说，他学农出身，身为院士，还是想把家乡的农民带富。
但是，刚到这里的朱有勇遇到了不小的困难。澜沧是少数民族拉祜族的聚居地，很多村民不会说汉话，朱有勇与他们几乎没法交流，更谈不上传授种植技术。
这怎么能行？凭着一股韧劲儿，朱有勇决定学习拉祜族语言。从最简单的“你好”“吃饭”“喝酒”“干活”等日常用语开始，整整半年，这位60岁的老人当起了“小学生”，当他终于能用拉祜族语言与当地村民进行日常沟通时，他也赢得了村民的信任。
“老乡一看你会说拉祜语，就会觉得你尊重他，跟他是平等的，自然就跟你交流了。我们带老乡做农业产业发展，首先还是要尊重他们，尊重他们就得学会说他们的话。”朱有勇说。
三个月，跑遍县城山山水水
澜沧县拥有良好的自然资源，属于热带地区，土地面积很大，种什么农产品才能带领老乡致富？朱有勇开始了全面调研。
他拒绝了县里提出的“派车接送”，自己租车，用三个多月的时间跑遍了澜沧县的山山水水。应该种啥，他心里也有了数。
“我把那些地方都看了，因为我要找到老乡能干什么、不能干什么，这不是拍脑袋就能决定的。我要调研当地有什么资源、能发展什么产业，而且还要跟市场接轨，种出来的东西要能卖得出去。”
朱有勇把澜沧县的土地分了三类，首先是海拔1000米以下的河谷区。老乡们原来主要种水稻，而且只种一季，到了冬季就变成冬闲田。但这一区域的冬天比北方的春天还暖和，就像一个天然大温室。所以朱有勇让乡亲们在冬天种马铃薯、番茄、辣椒、茄子等，发展冬早蔬菜。更重要的是，冬早蔬菜在全国，尤其是春节前有庞大的市场需求，能卖个好价钱。
澜沧县还有海拔在1500米到2000米的山区，这一区域面积最大，村民也最多、最贫困，他们主要种植玉米，但几乎是广种薄收。所以，朱有勇决定在这里发展林下经济。他把10多年来的研究成果给老乡们，比如种植林下中药材三七、苁蓉、黄精等。
为什么要种这些？朱有勇有很实际的想法：“这些林下经济作物我们在技术上实现了突破，可以在林下标准化、规模化生产。同时，在云南，三七是大众药材，只要种得出来都能卖得出去，而且价格很高。”记者了解到，朱有勇团队利用退耕还林的思茅松林发展林下经济，成功种植出有机三七，每公斤的干品价格能卖到8000元以上。
此外，还有一种区域被朱有勇称为“半山区”。这里的老乡曾经种的是几十年前的玉米、甘蔗品种，而且种植方法不科学。朱有勇向老乡们推荐新品种、提供种子，在半山区推广栽培新技术。在他的带领下，一亩地农作物产量从原来的200公斤增产到300公斤。
“只要是能干活的，全都脱贫了”
朱有勇为老乡们找到了发展之路，全新的种植技术在这里遍地开花，老乡手里的钱多了，和朱有勇的感情也更深了。
几年来，朱有勇每年至少有100天驻扎在澜沧县竹塘乡蒿枝坝村，原来村子里有七八个外出打工的老乡，如今也全部回到村子，在家门口发展农业生产。同时，随着当地农作物品种越来越丰富、产量越来越大，在村里建酒厂的想法在朱有勇心里生了根。
“拉祜族老乡喜欢喝酒，但是当地却没有标准化的酒厂，都是农民的自烤酒，质量很差。”朱有勇说，他们根据市场需求，决定在村子里建设一个标准化酒厂，既能让老乡喝上安全酒，还能引导村民种植相关作物，给当地增收。目前，酒厂开始部分生产，主销县城，产量大了以后还将销往外地。
朱有勇告诉记者，以玉米为例，农民一亩地种植400-500公斤玉米，卖给酒厂每公斤2.8元，而市场价格大约在2.22元，这样算下来，农民一亩地可以有1000多块钱的收入。
目前，酒厂还没完全实现规模化生产，厂里的员工都是村里的老乡，大概几十个人。未来，这个酒厂的年产量计划达到1000吨，这样一来，酒厂既解决了部分农民的就业问题，还把第一产业和第二产业结合起来，实现融合发展。
澜沧拉祜族自治县竹塘乡乡长龚老五曾算过一笔账，朱有勇来到村里后，村民年均家庭收入达到25000元左右，第二年还能分红，全村村民脱贫致富奔小康的劲头更足了。此前，村民家庭年均收入仅为两三千元。
日子好过了，在县里建档立卡的贫困户也少了。朱有勇说：“我去的时候，这个县有十多万的建档立卡贫困户。到今年，全县只有6000多人为极度贫困户。可以说，只要有劳动力、能干活的，全都脱贫了。”
目前，澜沧拉祜族自治县实现了从深度贫困的“民族直过区”到“云南省科技扶贫示范县”的跨越，为全国科技扶贫做出了有力的示范。
院士开班，留下一批带不走的乡土人才
澜沧自然资源禀赋优越，为什么当地村民那么贫困？经过考察，朱有勇认为，村民缺乏的不仅是种植技术，教育更需关注。
“以拉祜族老乡为例，他们平均受教育年限只有5年多，连小学都没毕业。这些地方要发展，首先要让村民有一技之长。我们不可能一辈子都在这里，所以要留下一批带不走的乡土人才，教会他们技术、市场营销的方法。”
于是，朱有勇开班免费授课，自己当老师，学员都是县里的村民。2017年，“院士培训班”开班。当年办了4个班，每班60个人。2018年办了10个班，学员达到600人。2019年，“院士培训班”再开10个班，学员同样有600人，今年7月初已毕业。因为开班较多，来这里授课的专家也多，截至目前，已有四五十名专家成了这个培训班的老师。
院士开班，主题直奔脱贫致富，因此授课内容也十分接地气——养猪、养鸡、养牛，种植林下三七、冬季蔬菜，还有营销技巧，让老乡学会给农产品打品牌。总之，什么对老乡有用，朱有勇就开什么班。临毕业，学员还得交一份2000字的“毕业论文”，总结半年的学习成果。“有些学员不会写字，我们就让他口述，再请会写字、会用电脑的学员帮他打下来。”
看着一拨拨学员掌握了一技之长，朱有勇打心眼儿里高兴，更重要的是，有些学员已经成了县里、村里的“乡土专家”。朱有勇说，近1500名学员都是贫困户，毕业后90%的学员实现脱贫，50%的学员不仅自己脱贫，还带领亲戚朋友一起脱贫。
“下一步，我要让老乡脱贫不返贫，要无缝对接乡村振兴计划。”他计划用三到五年的时间建设一个现代农业万亩科技示范园，发展现代化农业、高科技农业、生态农业，还计划建一个林下中药材的科技示范园，让山上的老百姓通过林下经济赚钱。
朱有勇给示范园算了一笔账：现在农民一亩地如果种玉米，约有300元收入，如果建成科技农业示范园，至少能产出2万元的经济效益。目前，示范园项目正在建设，已有几千亩规模。
而说到个人，朱有勇透露，他一直有个心愿——从香格里拉徒步去拉萨。这是他60岁时就定好的目标之一，但随着扶贫工作的开展，这个愿望已被搁置许久。“这是我最大的遗憾。当年，我和团队成员已经设计好了徒步线路，就等出发。如果有时间，我还想去完成它。”
今年，朱有勇已经65岁，但他的各种新计划才刚刚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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