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亮（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
我国相关政府部门提出打造青年发展型城市，让年轻人可以感受到城市方方面面的友好性，在城市安居乐业。从青年的呼声来看，他们最关心的话题莫过于体面的居住。政府要更好地提供住房领域的公共服务，让年轻人住有所居。
大中城市的房价居高不下，年轻人往往负担不起购房成本，或者沦为“房奴”。不少年轻人选择在远郊区居住，但是职住分离却导致“蚁族”现象。年轻人逃离“北上广”，同住房问题得不到很好的解决有很大关系。
住房供需矛盾需要重点从供给侧着力解决，而不应一味压抑合理的住房需求。要从年轻人的成长历程和生命周期出发，进行阶梯式住房政策规划，使年轻人可以从租房走向购房，从合租走向独立住房，逐步解决不同阶段的需求。政府要扩大公共住房供给，包括集体宿舍、公共公寓、公租房、共有产权房等不同产权结构和形式的住房供给，使年轻人有更多选择权。
房不在大，而在于位置和服务。应尽可能在核心功能区布局公共住房，避免职住分离给年轻人带来太大的生活压力。要引入第三方专业机构进行运营管理，加强公共住房的配套设施和服务保障，使年轻人可以轻松办理，实现“拎包入住”。与此同时，公共住房要打造富有特色和功能齐全的公共空间，为年轻人的交友、学习、娱乐等提供便利，营造年轻人喜闻乐见的生活场景和文化氛围。
适应年轻人对“诗和远方”的期待，还可以发展青年旅社、创客空间等居住业态。这将使年轻人可以在城市之间周游、短居，降低选择职业的试错成本，结交朋友，碰撞火花，找到创新创业的灵感。
考研高考化，高等教育如何“上岸”
找工作，研究生学历成了“标配”。一方面，有些人似乎读了个“假大学”，另一方面，学历越来越高，找工作却越来越困难。为什么不少专业在毕业找工作时变成了“天坑”？真有必要所有人都去考研、考博吗？研究生做科研，如何避免无偿给导师“打工”？关注高等教育质量，两会有没有新建议？
陈志文（中国教育发展战略学会学术委员会委员）：
大家经常批评高校专业设置存在问题，但在我看来，与专业设置相比，更关键的是培养模式的转变。
如今即便是名牌大学毕业生，要找到一份好工作，也需要丰富的实习经历。目前广泛存在于大企业的“管培生”模式给了我们启发。管培生的盛行，从需求端说明了这种模式的必要性与可行性，但目前它只是民间行为，我们能否把这种培养模式制度化？
在国际上实际是有参照物的，这就是以德雷塞尔大学、滑铁卢大学等为代表的实习与学习合作办学模式，我们可以简单理解为半工半读。德雷塞尔大学与同在费城的研究型名校宾夕法尼亚大学不同，这所学校的学生在大一准备好学术课程后，大二就要开始进入实习项目，毕业前要完成1到3个实习项目。据统计，因为实践技能突出，55%的毕业生都能在实习中找工作，多数毕业生早早就被预定。与之相关，这类大学的学制偏长，与我们曾经的5年制医生培养类似。
与德国的双元制职教模式相比，“学习与实习”结合的模式可能更适合中国国情，将事实上已经普遍存在的“管培生”模式制度化，或许能让毕业生在就业之路上走得更稳更好。
范星盛（北京大学青年教师）：
我认为优质的课程教学仍是硕士研究生培养的基石。相比本科课程注重基础知识输出，研究生课程更加聚焦前沿引领和方法传授，但目前一些课程在强调学生自主学习、学生分组讨论、学生上台讲授的同时，缺少了教师对学生的基础性讲授和指导，专业教学体系不完备、要求不严格，学生的获得感不强，能力提升有限。研究生阶段本应是搭建完整专业知识体系和形成系统专业理论认知的关键时期，在课堂教学时间有限的培养过程中，仍需强调专业课程教学的计划性和逻辑性，给予学生高质量的教学和指导，以提高学生发现问题、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与此同时，我们的教学工作要更注重因材施教，为创新性人才的培养提供制度支持。跨专业背景的学生，在研究生课程选择上可能更需要补充一些本专业的理论和实践课程，以完备专业知识框架。在原专业读研的学生，或许更需要交叉性、跨学科的专业课程。因此，教学管理机构应当在培养计划的设计上，充分考虑学生的差异化培养需求，避免简单化的“一刀切”，给予师生一定自主空间，助力前沿创新人才培养。
何云峰（上海师范大学教授）：
某种意义上来说，校园“学生工”也是一种劳动形式，学生跟学校和导师之间事实上发生着某种劳动关系。其中的问题需要我们高度重视。
首先是劳动环境的问题。校园实验室是导师“雇佣”“学生工”最主要的场所。校园实验室在很多时候都没有严格的环保措施。第二，是劳动安全的问题。有的导师对学生进行安全培训时并不系统和严格，甚至可能只是把实验室安全当作学生天然应该知道的东西，不予重视。有的实验室完全没有安全操作手册，也没有规范的操作流程。第三，是劳动报酬的问题。有的“学生工”没日没夜地给导师干活，却得不到任何报酬，或者报酬极低。由于在与导师关系结构中，学生一般都处于弱势，所以对导师的无偿或低偿“盘剥”，只能忍气吞声。第四，是劳动保障的问题。校园“学生工”应该被看成是属于非正式的劳动关系，如此一来，就必须有基本的劳动保障。
基层医疗怎样才能强起来
大家有就医需求时，常会陷入一种两难境地。去综合医院就诊，就要面临挂号难、排队久等难题。可是到社区医疗机构就诊，心里也不免会犯嘀咕：医生够专业吗，会不会耽误病情？这次疫情期间，更是切身感受到了大力发展基层医疗的重要性。未来，如何让基层医疗强起来，使人们就医更便利、放心？
岱青（某三甲医院主治医师）：
疫情的冲击不仅是对医院和医务工作者的考验，也暴露出了一些此前未被充分留意的问题和短板。
医疗系统人力资源相对不足，是我感受最直观的一点。去年年底的疫情高峰到来前，医院的工作已经十分忙碌，感染高峰到来后，更是出现了大规模的医护人员“带病上阵”现象。最艰难的时候，病房里共两个医生、4个护士“连轴转”，还有部分研究生、规培生冲在一线。有的放矢，对确有需求的一线医疗机构加大资源投入，可以有效缓解此类现象。
同时，医院面对特殊情况的应急能力相对缺失，也是需要补齐的短板。疫情高峰到来时，外科、妇产科、儿科等都开放病房，收治新冠病人，但一线医生并没有接受过相关培训，只能在呼吸科医生的指导下“赶鸭子上架”，治疗效果并不理想。如发生医疗挤兑时，大量积压的急诊病人也会让人急在心里却束手无策。对此，不论是各家医院还是公共卫生体系都应加强重视，防止这种情况发生。
3年防疫历程，也让医院积攒了一些之前不具备的经验。这次疫情高峰到来前，医院提前准备了较多的呼吸机和药物，医疗秩序得到基本维持。如何总结疫情经验，优化未来的医疗工作，需要在政策层面加以研究。
陈应军（社区医生）：
理想的社区医疗服务，应该让老百姓在家门口就能解决日常的健康问题，这离不开一系列人性化、精细化的服务举措。
现实中，要减轻人们的就医心理负担，社区医院可以通过家庭医生签约服务等方式，在居民和医生之间建立起长期固定的“朋友式”伙伴关系。如此一来，一旦居民遇到健康问题，就能随时与家庭医生进行沟通。家庭医生朋友的主动关心，也能帮助居民及时排除健康隐患。
此外，社区医疗机构可以依托信息化服务手段，优化就医流程，改善辖区居民的就医体验。我所在的马家堡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就推出了“掌上服务”，签约居民可以与家庭医生在线交流、线上复诊、预约挂号等。通过“互联网+”打通医院、医保和药品配送企业等各方系统，实现了“药品上线、配送上门、服务上位”，居民就医的获得感和满意度都大大提升。
与上级医院联动，完善科室设置，根据社区自身特点打造特色服务项目，能更好地满足居民的就医需求。比如，针对失能、半失能等行动不便的老年群体，可以提供送医送药上门、安宁疗护等服务项目。针对腰腿疼痛等老年人常见病，也可以打造中医药特色服务诊区，通过中医推拿按摩、针灸等方式，减轻患者病痛。
郑山海（医生）：
要做强基层医疗，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重点发力。
首先，基层医疗是健康的“守门员”，应该承担普通门诊的首诊任务。患者感到身体不适，应该首选在附近社区医疗机构就诊，由社区医疗机构对患者进行初步的鉴别诊断和病情分析，然后根据患者实际情况,或治疗,或转诊到相应的上级医疗机构。这样既能把综合医院从繁琐的门诊工作中解放出来，也能在源头上保证社区医疗机构发挥应有作用。
其次，社区卫生机构要吸引患者，必须具有将患者转诊至上级医疗机构的能力。否则，若是社区看完了，需要转诊，可是后续的工作完全需要患者自己去“蹚道”，社区初诊就变为“多此一举”。
第三，建立社区医院和综合医院间的医生合理流动机制。不同医生有着不同的特长，有的喜欢埋头看病、有的理论功底很强，但临床应用能力较差。建立不同层级间医生的上下流动机制，对于做强基层医疗机构大有益处。要做到这一点，还需改革社区医生的考核机制。当社区医生的待遇提升了，才能吸引更多优秀人才扎根基层，医疗“强基层”才能水到渠成。
来源：中国青年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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