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时间为：2020-06-30
涂永强院士忆高考‖通往院士之路，从高考开始指尖岳麓
关注2020-06-3010:25湖南来源：澎湃新闻·澎湃号·政务字号
以下文章来源于中国科学报，作者涂永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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涂永强涂永强，有机化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1958年10月出生于贵州省遵义市；1977年12月、1978年6月两次参加高考，1978年9月进入兰州大学化学系学习；1989年在兰州大学获博士学位。长期致力于碳碳键形成与重排的反应和方法学研究，以及在复杂天然产物全合成中的应用研究，特别是在具有生物活性天然产物的全合成、合成方法学（反应）、结构及生物活性研究等领域取得了系统性和创新性的成就。在国内外学术期刊发表论文200余篇；曾获国家自然科学奖二等奖、教育部自然科学奖一等奖、国家教委科技进步奖二等奖、中国化学会优秀青年化学奖、甘肃省自然科学奖一等奖、香港求是基金会“杰出青年学者奖”等奖项。曾任兰州大学功能有机分子化学国家重点实验室主任；现任中国化学会常务理事、教育部科技委化学化工部副主任、甘肃省化学会理事长、英国皇家化学会《化学快报》副主编等职，目前作为双聘院士受聘于上海交通大学化学化工学院，并担任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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艰难生活中的苦读
我的家乡在贵州省遵义县团溪镇（现在划为三岔镇）。大山深处、密林之中的张家林仅有几户人家，张家园子西南角的厢房就是我们六个兄弟姊妹出生的地方。因为贫穷，我直到8岁才成为仁寿小学一年级的学生，那时是1966年。
我真正的学习是从初中开始的。1972年，学校渐渐恢复了教学秩序。进入初中需要考试选拔，得益于父亲的严格要求，我考入了初中。教语文的刘老师和教数学的张老师都非常喜欢我。初中五十多人的班级，我的成绩一直是班上第一名。学习很轻松，记忆中数学只有一次我没考满分。
当时家中经济条件相当不好，兄弟姐妹六人，我是最大的男娃娃，每到暑期，砍柴火的任务自然落在我身上。“永强，快上山砍柴了……”天刚蒙蒙亮，母亲就喊我起床，和姐姐、弟弟一起上山。我爬到十几米高的松树上，砍下树丫枝，放在山上晒7天，等快干了再去背回来。我扛着一捆两米多长的柴火，连自己的人影都看不见。
因一直在读书，我几乎没有给家里挣工分。工分挣不够，家里就要给生产队倒贴钱（称为“补社”）。每到年底，我们家都要去找亲戚家借钱补社。这很为难亲戚，也让我家丢尽面子。尽管如此，父母依然支持我继续读书。母亲靠养猪赚钱供孩子们上学，但猪肉行情并不是一直很好。
记得有一年冬天，为了挣学费，我和母亲到集市卖小猪。贵州的冬天又湿又冷，整个集市都散了，只有我们母子俩还守在那里继续叫卖。现在想想，我的母亲真是了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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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大愿望是当民办教师
1975年，因为成绩优秀，我被推荐到团溪中学读高中。当时上高中有年龄要求，要求在16周岁以下。还好，我10月1日出生，差几个月才满17岁，符合要求。还记得进入高中的第一篇作文题目是《贫下中农推荐我上高中》。
高中是我成长最快的阶段。非常幸运，我遇到了很多优秀的老师。他们都是作为支援落后地区大“三线”建设的高级知识分子来到团溪镇的。我的英语老师毕业于北京外国语大学，美术老师毕业于中央美术学院，数学和化学老师毕业于四川大学，语文老师毕业于西南大学，政治老师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物理老师毕业于贵州工学院（现贵州工业大学）。学校的教导主任赵光耀老师是河南开封人，说着一口带着河南口音的贵州话。他称得上一位了不起的教育家，数理化样样精通，特别热爱学校和学生。
我和化学的缘分，要从一次化学摸底测验说起。考试时，旁边的同学不断敲我，暗示我把卷子往旁边放一放，我转过身让他不要敲，正好被新教我们的秦老师看见。“那位同学你小心一些。”秦老师指着我说，他以为是我考试不规矩。这场考试，我第一个交卷子，得了最高分，这才改变了秦老师对我的看法。为此，秦老师特别愧疚，日后很关照我。记得有一次，他有意给钱让我帮他买几包烟，让我把买烟剩下的钱买包子吃。我们家的事他也没少帮忙，包括父亲1981年平反回到教师队伍，都是他费心操办的，我特别感激他。
1977年6月，我高中毕业，那时没人说起高考，也没有任何要高考的迹象。唯一的安慰是，赵主任捎口信跟父亲说，以后推荐工农兵大学生，会首先考虑学习好的我。
我当时最大的愿望是回到农村，当民办教师，这也是父亲对我的要求。当时，农村人口急剧增长，小学扩大为中学，老师非常稀缺。
高中阶段我还经历了开门办学——到农村学习电器安装，也许是做一行，爱一行，钻一行，我觉得电器安装也蛮有意思，所以当时还有一个愿望，就是将来去公社修理机械、电器或者开拖拉机，当一名有技术的农民。后来，实验室建立初期，很多电路、电器都是我自己设计安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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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高考落榜
高中毕业后的那个暑假，我当了几个月的农民。8月收稻子很辛苦，因为长期营养不良，我个子不高，别人挑150斤稻子，我只能挑120斤。农活干累了的时候，我喜欢翻看以前的书，回想自己初中、高中学习成绩一直名列前茅，就感到很自豪。高中老师没有讲完的解析几何等课程，我都试着自学。
有一天，我正在地里干活，伯母来找我，说父亲叫我赶快回家。回到家，父亲问我：“想不想当民办教师？”“当然！”我脱口而出，这是我梦寐以求的事情。当天下午我便动身去团溪镇参加考试。那一年，全镇有一百多人参加民办教师招考，我考了第一名。
1977年初秋，当了4个月农民的我成为一名光荣的民办教师，被分配到白菓中学，教高中的数理化。不久，我在报纸上看到了国家恢复高考的新闻。当时我非常兴奋，感到难以置信，那些天晚上做梦都是高考。
我报名参加了高考。但高考中断了十一年，谁也不知道要考什么内容，于是我便一边教书一边按照自己的想法复习。大约复习了两个月，在那年的12月，我第一次走进高考考场。也许是太想考上大学了，我特别紧张，整个考试过程我的手一直在抖。还记得那一年的作文是《大治之年气象新》，我写得比较零碎。数学也因为过度紧张没有考好。团溪中学的老师还安慰我说：“你考不上，哪个能考上？“可我自己心里实在没有底。
忐忑地等待了几个月，我去县教育局打听分数，正巧碰上赵光耀老师。他到招生办公室问了成绩后告诉我我落榜了。“按照以前的惯例，每年夏天都要进行高考，你赶快回去，再准备几个月，一定能考上。赵老师鼓励我。
看到同事拿到录取通知书，我沮丧了好几天。一天晚上，校长和两位老师到家里安慰我，发现我不在，他们很担心我想不开，父亲却淡定地说：“永强很懂事，不会因为没有考上大学发生什么事情的。“
父亲说得没错，当时我也已经抱定再考一次的决心。我花了10元钱，买回100斤木炭。1977年冬天，我一个人在还没装修好的新房子里复习准备高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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填志愿的“乌龙”
1978年6月，作为一名高中民办教师，我和我的学生们一起，再次走进高考考场。
不知是天意还是巧合，我考试的桌子正是高中时坐过的位置，桌子上的每一道痕迹我都那么熟悉。就好像高中时代的我又参加了一次期末考试，我从容地答完所有试卷。
大约两个月后，团溪十字街张贴了高考分数榜。有人去镇上赶集，看到了我的成绩，消息很快传到了白菓中学。当时我还在学校上课，校长兴奋地告诉了我这个好消息。
五科成绩总分324.5,我成为团溪考点五百多名考生中的第一名，遵义县第三名。在今天看来，这样的成绩或许上不了台面，但在当年教育质量不高的贵州，这已是相当高的分数。
考了这样的分数后，我找到秦老师，想听听他的意见，应该如何填报志愿。其实我更喜欢物理和数学，自己心中定下的第一志愿是重庆大学机械专业，第二志愿是中山大学物理专业，第三志愿是昆明工学院（现昆明理工大学）。
“你单科成绩化学最好，把兰州大学的化学系填在非重点大学的第一志愿怎么样？”秦老师说，“我知道兰州大学的有机化学很好，朱子清教授很有名。”
秦老师一向对我很好，我不好意思拒绝，就这样，我便填报了兰州大学的有机化学专业。
暑假，我和同学约着去周边游玩，返回的路上经过龙坪镇，无意中看到布告栏上写着在贵州招生的大学名单。在重点大学一栏里，竟然有兰州大学！当时我就傻眼了，我都不知道兰州大学还是重点大学！糟了！万一重点大学不录取我，非重点大学的第一志愿又被占着，怎么办？
完了完了，我好不容易考了个好成绩，填志愿又搞了个乌龙。当时我脑袋里一片空白，只想赶紧回家找父亲商量对策。
和父亲商量的对策是去遵义市招生办把兰州大学的志愿划掉。招生办工作人员得知情况后说：“你们回去吧，已经划掉了。其实，那时候兰州大学已经录取我了。
回到家的第二天，兰州大学的录取通知书就到了我教书的白菓中学。白菓中学距离我家大约三公里，我的同事刘老师第一时间将通知书送到我手中。接过通知书，我半天没反应过来，反反复复仔细看了好几遍，通知书上有兰州大学的红章，我才确认被兰州大学录取无误。我和家人都非常高兴。
其实，我心里一直很纳闷，为什么第一志愿的三个学校都没录取我，却被“非重点大学”第一志愿录取。唯一的解释就是我化学考得比较好。
1977年和1978年，白菓中学的几位优秀民办教师都参加了高考。先后有6人考上了中专、大学，我是第一个考上重点大学的。办离校手续的时候，校长抹眼泪了：“你们都走了，高中部就办不成了。”我跟校长开玩笑说：“只要你把我从民办教师转成公办教师，我就不上大学了。”其实，我们那个年代的要求很简单，上大学就是为了生存，有一本国家的购粮证，有一口稳定的饭吃就满足了。
从遵义到成都，从成都到兰州，需要47个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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